在这种沉默的猜测下，王烈并没有如众人所想的那样，率大军直奔建康杀来。
但又见王烈占据京口和江都两县，转而开始担心王烈是不是要以这两处县城为据点，就此在县城扎根。
尤其是那些在两县有产业的世家，更是忧心忡忡。
尤其是王烈在京口和江都大肆整顿市井，有违反乱纪，囤积买卖这些行为的，不管你是世家还是豪强，一概严惩，更是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
有些人去找王敦和司马睿投诉，王敦和司马睿却不予回应。
这些人开始暗中咒骂王烈，甚至希望有人能带头反对他，将他驱逐出江左。
也正如谢鲲之前分析的那样，江左不同北地，承平已久、人心思安，对给他们“带来灾祸”的王烈，大多抱有一种天生的敌意。
但王烈并不在乎这些，各地的反应也都按时被狂澜禁卫暗组的密探摆上他的案头。
在王烈看来，这世界上什么事情不是以人心为转移的，尤其是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年代，虽然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但那也是要建立在一定实力基础上，否则就算是一个如浮萍一样，手无寸铁，也没有人用户的乞丐破落户，就算有百万流民拥护他，他一样坐不了天下。
江左的情势亦是这样，在王烈初来江左时，多少人等着看他的笑话，认为他一个北方佬来南方，是自取其辱。
这和当年衣冠南渡，江左士族对北方士族的敌视如出一辙。
可一旦北方士族展示出了强大的实力，把不服气的江左豪门贬嫡的贬嫡，灭门的灭门，剩下的世家又有哪一个不以北方的几大士族为尊？
如今江左几个一流的士族，十之七八都来自江北。
而王烈也一样，在取得京口之战的胜利后，很多人都重新认识到王烈的实力，再不敢轻觑这个他们眼中的寒门子。
而在王烈毫不留情的出手将阳翟诸氏的族长诸洽投入死牢后，这些人更意识到，王烈这次来江左，不是来散财，也不是来送喜来的，而是来立威，杀人的。
这种认知上的改变，王烈自然也有所耳闻，并且他一直也不曾改变初衷，江左不是他要久居之地，这里将来也许他会再次带大军光临，但现在他根本不会为在乎某些人的想法，而被束缚主手脚，。
服气，你就是我的朋友；不服，就打到你服气。
这就是罪简单的乱世哲学，所谓的同盟也无一不是建立再对等基础上，否则必有一方最终被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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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烈占据京口十几日，一直没有来建康的迹象，而王敦和司马睿也都保持沉默，没有派人去邀请，很多人就更看不出这其中关键，更不知道王敦那边正谋划如花对付陶侃。
而此刻的荆湘大地，却是相对平静，正是炎夏的天子，荆湘一带今年气候温和，不但粮产有望丰收，鄱阳湖等湖泊更是渔产丰富，缓解了陶侃很大的压力。
正如王导对王敦所言的那样，这些年陶侃苦心经营荆湘，一味见面赋税，虽然让当地百姓感念他的恩德，但州郡的库房却因此日益空虚，荆湘之地不同北地，耕地不多，而且产粮也主要依靠这有限的耕地，陶侃再减免他们的赋税，军用的物资粮草就相应减少了很多。
无奈下，陶侃只能动用库存的银钱，向其他州郡，甚至是蜀地的成汉购买粮草。
这样一来，他手中的经济就更捉襟见肘起来。
于是，大约在一年前，陶侃无奈，找召来众将问计，刘佑却献上一计，请陶侃设立夷市于湘洲之东，吸引山野的土著夷民入市交易。
而夷民所缺不外是粮草、食盐和生铁，但只要用极少的东西就可以换取到大量珍贵的药材、动物皮毛和各种矿产。
陶侃大喜，采纳了刘佑建议，果然在过去的一年内，获取了丰厚利益，因此也对刘佑愈发信任。
这期间，陶侃更听从刘佑建议，设下圈套，将暗中勾结王敦的部将王贡诱杀，但陶侃却又故作宽厚，表示只杀王贡，并不追求其他人的责任，这样一来手下对其反而更加忠心。
而今年，荆湘鱼肥稻熟，税赋又得到提高，陶侃顿觉压力大减，对刘佑更是大加赞赏。
他却没想到，日后因为这件事，他的大好基业差点毁于一旦。
陶侃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这大好局势下，竟然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在湘洲设立与土著夷民交易的市场，初衷固然是为缓解自身军费的压力，但到后来却逐渐演变成了与民争利，甚至给了某些手下一个贪污腐化，鱼肉百姓的机会。
开放与夷民交易市场的事情陶侃一直交给提出这个建议的刘佑去办理，而刘佑却将此事分给了手下一些亲信官吏。
这些官吏在刘佑的撑腰下，联合一些大的商行，甚至根本就是刘氏自己的商行，欺瞒土著夷民憨厚，常以次充好，甚至用腐烂的稻谷和质量最差的食盐与铁器，来换取夷民最珍贵的物资。
就算这样，还经常做手脚压低价格，克扣数量。
而赚取的钱财，这些官吏也多上缴给被陶侃任命负责此事的刘佑一部分。
刘佑论能力论手段都是不错，但为人太过自负，加上世家出身，行事本就没有顾忌，在幽州时就曾广占天地，与民争利，此刻却是旧病复发，收取了下边孝敬的好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管那些官吏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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