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四年十月中（公元316年），两万狂澜军骑军，五千狂澜军水军兵分两路，从京口出发，直扑建康。
剩余的一万狂澜军骑军，及五千狂澜军水军则在令狐泥和李青的率领下驻扎京口，以做后援。
而在这之前，王烈已经抢先向长安的至尊司马邺发去奏报，禀明了自己在江左的遭遇，也没有给司马邺什么建议，要求他严惩凶手，只说自己会尽力维护天子尊严，让江左正式回归大晋管辖。
因为王烈相信，自己这个天子小弟司马邺虽然性格敦厚，但并不是个应声虫和傻子，自己必须尊重他。
而他也早就看出，江左名为大晋领土，实际上却早已经成为了与长安分庭抗衡的第二个小朝廷。
只是碍于兄弟情分，顾忌自家内耗便宜胡虏，司马邺才一直忍而不发。
王烈相信只要自己出手帮司马邺解决这个隐患，司马邺就算事后表面斥责，心里也会很高兴的。
而王烈，也真的没有想控制江左。
至少，江左一地，予他来说，不过是一方小小土地罢了。
在给司马睿上书的同时，王烈传书檄文于天下，详细说明了自己在江左与人爆发冲突的事情经过，并表示誓要揪出“祸国”乱贼，平定江左局势。
檄文一出，天下皆惊，随后幽州留守的大晋官吏纷纷上书，要求司马邺严惩凶手，还王烈清名。
之后，太原的刘琨、并州的祖逖、青州的曹嶷，以及草原上的拓跋郁律和拓跋猗卢先后表明态度，支持王烈所为。
王烈挟天下大义出兵建康，同时幽州的狂澜军人马也开始调动，一支三万人的骑军已经和祖逖、曹嶷支持的两万兵马汇合，随时准备渡江南下，支持王烈。
祖逖和曹嶷这样凭自身能力打下一片土地，却还死心支持长安至尊的诸侯，一直为王敦、司马睿忌惮、迫害，此时他们也是借王烈之手报复而已。
而与此同时，前往荆湘取杜弢家眷的令狐艾和费辰也终于秘密返回了京口。
一见到老母，幼子，一直闷声不肯开口的杜弢顿时陷入崩溃状态。
杜弢的老母也深明大义，严厉斥责了杜弢一番，要他为国尽忠，不可再行谋逆之事。
杜弢拜倒称是，终于承认自己是受人指派陷害王烈。
他同时强调，他谋反战败后，虽为陶侃所俘，但陶侃却没有为难他，而是告诉他只要他肯为自己效命，就给他一个清白出身。
杜弢答应后，随即就被陶侃派到了建康，负责与建康的某人进行联系。
后来因为杜弢有勇有谋，又心狠手辣，深得那人信任。
而杜弢也不相信陶侃将来会放过他，索性直接投靠了那人，做起了两面的间谍。
但就算成为了那人的亲信之一，可杜弢却并不清楚那人是谁。
因为那人每次见杜弢时的形象都不相同，想来是做了化装和易容。
不过杜弢却说那人看言谈举止却是十分了得，至少不逊于他见过的任何一个大人物，而且若能再次见到那人，也一定会从身材、细节等方面辨认出对方是谁。
根据杜弢的交待，陶侃之所以派他和建康的那人密谋，图谋的也正是整个江左，按照他们来往所谈，他们的目的就是引起王敦和司马睿的内耗，然后那人将配合杜弢，再次在江左竖起反旗，而陶侃则以平叛的名义骑兵，趁机占据整个江左，乃至整个大晋的南部。
王烈听了这些，心下暗自计较，若杜弢所言为实，那么那幕后黑手首先就排除了王敦和司马睿，甚至陶侃。
虽然看似这个计划中，陶侃获利最大，但按照杜弢对那人的描述，那样一个人中龙凤的人物，怎么可能甘心为陶侃卖力做嫁衣，而自己却毫无所得？
所以，他分明是借陶侃之手来杀王敦和司马睿，最后谋夺整个江左。
想到这些，王烈也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只因为这人心思实在深沉，若不是自己机缘巧合抓住杜弢，他的阴谋不知道要隐藏到何时。
那么，此人究竟是谁？能有能力在陶侃进军江左后，还能扭转乾坤的人应该为数不多。
以己度人，若是王烈为此人，起码要有六成以上的胜算才肯动手，那么自己首先在身份上要能压住陶侃，在道义上也要能压住陶侃，在人脉上更要超过陶侃，也就是说兵马必须能与陶侃抗衡。
想到这里，王烈甚至暗笑：“如此说这人到很像是我了……”
但眼下也没有更多时间思考这些问题，天下大势已经因为王烈的煽动而改变，王烈不趁此机会动手，岂不是浪费良机。
想到这些，王烈对杜弢道：“杜先生，你能告诉我这些，我很高兴，希望你今后真心为我所用，我也定不负你……至于你以前所为，其实你仔细想想，若那幕后之人想要成事，第一个肯定是拿你开刀，以正其名，你明白么？！”
杜弢闻言，浑身一颤，心下凛然，这才醒悟过来，自己原来一直在与虎谋皮。
王烈也不多言，随后任命杜弢为随军主簿，准他戴罪立功。
同时当着他的面，把他正式列入狂澜军军籍，并上报至尊司马邺。
杜弢一见王烈如此豁达，自己用计害了他那么多手下，却还用人不疑，心下自是有些感激，决定帮王烈找出这个幕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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