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南经济形势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大有好转，但军事管制令依旧没有解除，按山南留后司，也就是现在的山南节度府的多数意见，在蔡州方面还没有覆灭之前，军事管制仍然是“不二良法”。
在山南军事管制之下，粮食、布匹、铁器、盐等都属于管制物资。商人在未经留后司授权的情况下不得买卖，否则视同乱党，一旦抓住将会满门遭殃。留后司规定，商人货物来源及数量等必须报战备处。战备处鼓励外购物资，并在保留一定利润的情况下向商人优先进行采购。当然，能从外面搞到物资的商人在山南并不多，大部分商人销售的都是本地货物。
如果按照乱世常理，山南原本应该倒退到以绢布代钱交易的时代，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战备处坚持山南必须执行货币交易，如有违反则将处以半数家产充公的严厉出发。同时，作为主要物资提供方的小农所生产的粮食、布匹是不能直接出售流通的，必须按核定市价卖给山南军政权，否则将予以罚没。这些物资再被山南节度使按照授权商家的需求进行配给。这样一来，山南不但确保了物资的掌握，防止了外人套购物资，并能从中牟取一定的利益，可谓是一举动多得。
这种管制是强制的，事实上也是极端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最大程度上满足一切为军事服务，稳固掌握地方，但对于百姓来说却是充满血腥和剥削意味的。山南节度“临时”简化了税制，将所有税捐合成一种临时税收，叫做“平蔡特别捐”。对于作为缴费用主体的广大农民，这个临时税只接受粮食和布匹，若用通货折抵，那么整个支付额将令人瞠目。在现实层面上，李严主导的藩镇政权完全就是在套取物资，压榨百姓。而就这个制度本身而言，李严也知道其中“体制原因”会带来许多问题，因此也提出由军队宪兵直接取代地方司法的部分职能的构想——至于其中可能出现的暴力滥用，李严只能依靠对宪兵更严格的处罚办法来进行约束了。这个构想一提出，山南府中的核心成员纷纷赞同，并迅速修正完善了这个体系。随后，右臂系着红带子的宪兵立即开始在山南活动，效果非常好——小儿闻之不敢夜啼。
可以说，李严是整个山南军事管制制度的“发明”者，但真正发扬光大的是以李胤烨、韩建、张言、梁震为首的山南民政军政管理者，即便从细节来看，山南行的军事管制制度丝毫不逊于后世的某些体制，而且更为残忍。作为所有“临时”法令签署者的李严自然知道这些给他签字盖印的东西意味着什么，不过他却是一次也没有犹豫过。至于曾经幻想过的“资本主义萌芽”……滚一边去吧！
正是因为山南的独特体制，在襄阳逛了几天，张承业在表面上所看到的景象和其他藩镇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某些方面上还更加萧条。比如酒楼，全襄阳只有一家酒楼，所卖的酒水也居然也是定量的。当张承业问起陪同的梁震时，后者的回答道：“酒也是战略物资，是军队管制的，同时，酿酒作为一种浪费行为，现在应当全面禁止，至少也不能出现公开卖酒的情形。”
不过张承业的目光是极其锐利的。他看到的不仅是山南的表面的现象，在山南军事管制制度的模范城襄阳，他发现了一些很不合常理的事实。比如百姓的精神状态，这里的百姓在物资匮乏，生活状态阴暗的情况下并没有变得麻木，却显露出一股积极的干劲，似乎他们对现在的生活什么满意，甚至是充满希望。
张承业也曾经和这些百姓交流过，百姓们的回答都很相似，大抵的意思是李大帅是个好人，他治下的士兵没有抢劫，没有勒索，他管的官府没有苛捐杂税，地也都分给了大伙，在城里没种过田的可以去给大帅修城墙，可以去挖护城河，连女人们都可以为大帅的军队逢衣服旗帜赚钱，若是运气好，还可以为那些拿着高饷的士兵们打杂……总而言之，在李大帅治下，大家最少都能混个半饱。而按李大帅的承诺，最多三年，山南将解除军事管制，到时候税赋更低，买卖自由，大家全靠本事赚钱——那不正是太平好光景吗？
“李大帅万一毁诺？这位官人，你说话可得小心些，且不说军代表严禁诋毁大帅，咱们百姓就先不答应！”一个面目苍老的汉子压低声音严肃地说道：“李大帅连自己的兵抢了两件衣裳都动大刑，这半年多来，又何曾讲过半句假话？”
张承业诺诺地点头，正想问点别的，忽然看一排士兵匆匆而来，围住了一个小院子，其中几个破门而入，当下问梁震：“这是怎么回事？”
梁震还没答话，那个汉子却抢先说道：“那些兵臂膀上系了红带子，是军法队，估计是抓什么人罢。”
果然，很快的就有一个哆哆嗦嗦的男人被两个士兵夹着给拖了出来，在他背后，一个女子哭喊着求情，不过五六丈路就已经跌了三跤。附近的百姓听到声音，许多人都出来看，但却没有人有什么惊恐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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