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使得臣下有机会利用灾祥天变来规柬君主应法天之德行，实行仁政；君王应受上天约束，不能为所欲为，这在君主专制时期无疑具有制约皇权的作用，有利于政治制约和平衡。
“天人感应”为历代王朝帝王所尊崇，影响深远。天人感应对皇帝的警策作用，据《汉书》、《后汉书》记载，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光武帝等几个皇帝，在出现日食、旱灾、蝗灾、洪灾、地震等灾异时，都下罪已诏。后世帝皇逢灾荒年实行免租减赋、开仓赈灾等措施无不深受天人感应的影响，可以说，董仲舒坦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旨在支持政治。他比李斯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既不“焚”也不“坑”，而是用文化对抗文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禁绝其它各家的思想和著述，只是在选拔人才和统治思想上不取其它诸家。
他向汉武帝建议要“明教化”、“正法度”，力主实行“德主刑辅”的仁政，希望通过广设学校，来散布儒家道德礼仪，维护儒家地位和君主专制政权。“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因此帝王君临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他建议汉武帝：“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汉书#8226；董仲舒传》中董仲舒反对“郎选”、“任子”和“货选”等汉代官吏选拔制度。呼吁：“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提倡建立新的人才拔擢制度。认为设学校以广教化，这是巩固统治的关键堤防。
汉武帝于是从其所议，“立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选贤才，举孝廉，郡国岁献二人，著为功令……。”班固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教育、选官等制度服务于儒家，为儒生进入政治权力机构，参与权力运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儒生逐渐成为政治思想界的决定性力量，有利的维护了儒家的独尊地位，董仲舒还极其推崇《春秋》。认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春秋》，义之大者也……。《春秋》，礼仪之大宗也。”（《史记#8226；太史公自序》），董仲舒认为《春秋》的宗旨是辨是非，正名分。认为孔子是带着政治目的作《春秋》的，《春秋》是孔子仁义道德和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
董仲舒的学说是从维护汉朝的大一统出发的，他援引“春秋大一统”之精义：“《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把封建的大一统说成是天经地义不容更改之事。他认为应该损抑诸侯，尊王襄夷，一统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这一大篇写出来虽显得啰嗦，但明眼人一眼就看出了，徐朗的用意何在，那就是什么君权神授，什么真命天子，不过是皇帝好糊弄百姓，披上了一件好看的外衣而已，一旦外衣破了，天子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而已？“要说这样的话儿，作为一个诵读圣人之书的读书人，是无论如何说不出来的，但他少年成才，此后科举不中，早已看透所谓圣人之言，不过是那些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伪道士、伪君子，说的好听的话儿罢了。
他曾大胆的指斥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名心太重，回护太多。“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同上）。他还进一步指斥道学家们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这些话儿可谓是大胆至极，不经如此，他甚至对孔夫子也大加鞭策，比如他认为孔子并非圣人，“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
孔子没什么了不起的，“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人人都是圣人，又何必一定要去学孔子呢？这就把孔子从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上拉下来了。如果一定要将孔子奉为偶像，言行举动都学孔子，那就是“丑妇之贱态”）了。既与这种话儿都敢说出口，自是不怕说一个皇帝呢，而杨峥来与二十一世，孔子是不是圣人，他不知道，不过在他看来，什么真命天子，什么君权神授，自是故弄玄虚了，这篇文章他虽没授意，但效果却比自己授意还要大得多，他相信看了这则朝闻天下，即便是黎利脸皮再后，也不好说什么真命天子，君权神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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