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站在书架旁端着印章的王振闻言立即走上前，恭恭敬敬的应了声，便从怀里的摸出厚厚一叠的纸张来，当着宣宗和杨士奇的面，放在书桌上，然后随手拿起了最上面的几张白纸，略一沉吟，便道：“且说明朝洪武皇帝定鼎南京，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四海宾服，五方熙皥，真个是极乐世界，说什么神农、尧、舜、稷、契、夔。传至宣德，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那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熏熏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顽耍。这年月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泪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一时贤相如杨士奇，一班儿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权柄又不弄权柄的，坐镇太平。至今这年月。让人好不感叹思慕。”
杨士奇来自民间，自是听得出这是民间演义的话儿，对于这种演义他从小听了不少，并不惊讶会有人这么说，毕竟如王振所说，如今这时代的确大明最好的时代，既没有洪武的高压，也没有永乐时的力不从心，皇帝登基六年息兵养民，赈荒惩贪，天下安定太平，俨然有盛世之相，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晚上吃些酒，醉熏熏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顽耍在大明宣德六年已算不得什么。
就这会儿功夫，王振重新拿起了一张，朗声念道：“我宁利风父母俱廿三岁。时丁升平，四方乐利，又家海角，鱼米之乡。斗米钱未二十，斤鱼钱一二，槟榔十颗钱二文，著十束钱一文，斤肉、只鸭钱六七文，斗盐钱三文，百般平易。穷者幸托安生，差徭省，赋役轻，石米岁输千钱。每年两熟，耕者鼓腹，士好词章，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短短几句嫣然一幅盛世画面图了。
王振并没有停下的意思，宣德改元，豫之承平久矣，闾里宁谧，无鸡鸣犬吠之警。而宋岁大稔，亩数钟，输银三分。居官者，崇廉洁，尚不知有暮夜之金。吏犹无过村落索饭者。岁暮，老农衣大缣，骑牝马，燕集进钱百，则俨然上客矣。士大夫之家居者，率为楼台、园囿、池沼以相娱乐。近水则为河亭游舫，蓄歌伎，弄丝竹。花晨月夕，酣不绝。风流吟啸，仿佛晋人。其或有朴鲁不为放达者，则群起而非笑之曰‘伧’。”
王振念得慢，杨士奇听得仔细，这几段看似赞扬盛世的言语，其实多半的是商人的真实写照，锦衣卫与东厂的番子遍布京城每个一个角落，想要收集这点东西并不是难事，比这个更多更好的他相信只要皇帝想要就一定能收得到，他惊讶的是皇帝为何要收集这些市井的言论。
正思索之际，宣宗忽得冲着王振摆了摆手道：“这些就念到这儿了，先生可以将官员的奏折捡几本给杨爱卿念一念？”
“是！”王振恭恭敬敬的应了声，随手放下了手中的纸张，而是伸手从书桌上堆积半人高的奏折里随便抽出了一本，展开后便念了起来：“呜呼，蜀中储粮之法，废弛已久。民以逋欠为常，官以姑息为德”
“蜀民逋税习风久矣，其犹甚者莫如泸州毫顺铜梁，括其一年正额，不下十余万石，所入公家者，止三二分尔”“以鄙邑之田，不登税籍，殆什之四五，永乐以来皆奉明旨，永不起科。此先王旷荡不征之恩，以驰其利于民者乎？”
杨士奇听到此处面上一热，如今的皇室已不比洪武一朝，经过靖难之役后，权利已是大大降低，纵然是皇室也只能地方上获取代表田地的一笔数量极少，多一点的也只不过几万两银子而已，这点比起京城、苏州、闽浙一带的大商人怕是零头都不上，况且鉴于永乐皇帝获取皇帝的手段，从永乐后对于藩王的权利多有限制，根本无权直接占有大片田地。反而是商人，他们依靠多年捐纳入仕，或课子读书，在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极力跻身于官僚阶梯，使商业资本与官家结合，从而利用其中的便利，经营的质库、当铺，遍布各地，并以此盘剥重息，累积财富。非但如此，商人还将高利贷资本直接地深入到手工业和农业生产中去。如粤商经营糖房业，春以糖本分与蔗农，冬收其利。河南、江苏各地农村，商人春出母钱贷下户，秋倍收子钱。江西、浙江的商人更是将高利贷的触角，伸向云南、四川等边疆乡村。他们普遍通过高利贷手段以及其他各种办法掠夺土地。如山陕商人，多以开中积谷，垦辟边疆起家，有藏粟数百万石者。江西商人在湖广地区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围波筑堤，捍水为田，占有肥沃的土地。说起财富最多的人不是皇室，而是大商人，就是田产也比皇室多多了。可笑的是作为拥有了大量的财富、田产的商人反而将这种罪责推到藩王的身上，不知往日耀武扬威的大明藩王得知这个结果，不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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