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怀着喜悦和希望回到城里，但大部分知青很快陷入了尴尬、困难的境地。
对这些荒废了七八年甚至十余年时光的大龄青年来说，大学的门槛让他们高不可攀。部队里人满为患，根本不需要他们去扛枪，再说他们也过了扛枪的年龄。工厂也不需要他们，他们一没技术，二没经验，国企里还有无数的职工子弟等着接班呢。
除了极少数幸运儿能够成为正式编制的国企职工，少部分知青只能走进街道或社区的合作社、生产组，跟一群老娘们聚集在一起，糊着火柴盒，装一副扑克牌，绕一个线圈，周而复始地做着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工作。
而更多的人却找不到工作，于是，他们成了多余的人，一个在社会上找不到定位的人，以及城里人口中的“无业游民”。
他们的境遇比那些还未返城的知青好不到哪去，至少那些正在太阳底下劳作的知青们，心里是有憧憬和希望的，而他们的希望如同一个绚丽的肥皂泡，被现实一戳便破了。
林维桢属于少数那部分幸运儿，通过高考回了城。
高考是一道命运分水岭，像林维桢这样的幸运儿去了山的这边，大部分知青留在了山的那边。
所以，当林维桢听到余老蔫说那些贼偷有可能是知青时，脸上只有苦笑，心里对他们却根本恨不起来。
有人说，这是时代变迁的阵痛，而这种阵痛不仅之于知青，更之于整个社会，所以知青们应该老老实实的呆在农村，继续发挥余热，不能回城给国家添麻烦，否则全国人民有样学样，岂不是乱套了？
更有甚者，揪着知青中的一些行为不端的败类不放，从而否定整个知青群体，恨不得将其钉死在耻辱柱上。
这种言辞听得多了，也就习惯了，最后便麻木了。
社会变迁带来的阵痛由知青们承担，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不幸。
作为知青中的普通一员，林维桢自认为没有资格去评判“知识青年”这个人数多达千万的群体。想做点什么，却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不由生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重活一次，并不意味着自己是万能的，最多只能顾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再多他也是有心无力。
一整晚没睡好，第二天一大早，顶着一双黑眼圈出了门。在胡同口买了两个包子，骑上自行车回学校。半路经过师大，林维桢突然想起徐宝奇，没什么犹豫，直接拐进师大校门。
之前徐宝奇答应帮忙打听师大出版社的消息，前段时间得了消息专程跑了一趟北大告诉自己，虽然他打听到的消息没什么价值，不过这个人情却不能忘。
赶到徐宝奇宿舍时，他刚洗漱完，端着脸盆被林维桢堵在走廊里。
徐宝奇领着林维桢进了宿舍，一边擦脸一边笑道：“你不会掐着饭点来的吧？先说好了，老哥最近手头紧，你可悠着点吃”。
林维桢倒是听徐宝奇说过他的情况，作为一个二十六岁的大龄男青年，他去年在学校里谈了个女朋友，原本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现在也开始精打细算起来。
“我要是不掐着饭点来，去哪找你？路上买了两个包子，所以我就不蹭你的饭了”，油纸里的包子还热乎着，林维桢狠狠咬了一口，肉香四溢。
“你是来打听出版社的事吧？”，徐宝奇把毛巾搭在床架上，开始穿衣服。
“这事儿已经有眉目了，就不麻烦你了。今儿是专程来给你下请帖的”。
“什么请帖？你小子不会要结婚了吧？”，徐宝奇一听到“请帖”这两个字，最先想到的就是结婚，还没等林维桢说话，马上哭穷道：“说好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份子钱一分没有！”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林维桢哭笑不得道：“没有的事！我家就在师大南边，前两天刚装修好，周日请邻里吃顿饭。我这人嫌麻烦，索性把室友们也喊上，你也算一个，空着手去，怎么样，赏个脸呗”。
一听这话，徐宝奇顿时松了口气，刚才他说的可不是瞎话，最近手头确实紧，都到了吃软饭的地步了，只是这事儿不足为外人道。
“喝酒吃肉这种好事怎么能少的了我，去，干嘛不去！”
“行，就这么定了，周日你自己去，我就不来请你了，到时候带上嫂子”。
徐宝奇有些不好意思的搓搓手道：“这不好吧？”
林维桢笑道：“有什么不好的，我女朋友也在，正好跟嫂子做个伴”。
徐宝奇不再矫情，点头道：“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两口子吃穷你！”
“有本事你尽管吃。不说了，过会儿还有课，我得赶紧撤”，挥了挥手转身就走。
“等等，我去食堂，你顺路带上我”，徐宝奇踩上一双鞋就往外走，刚到门口，两只鞋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穿好了。
去食堂的路上，徐宝奇感慨道：“有车就是好啊”。
林维桢头也不回道：“你也买一辆呗，没事的时候骑车带着嫂子逛街，嫂子保准高兴”。
徐宝奇哈哈一笑道：“咱俩想一块了！我和你说，不谈恋爱的时候屁事没有，可一谈恋爱，就恨不得两个人整天腻歪在一起，你说怪不怪？我这段时间腿都跑细了，累得够呛，早就打算买辆车了，要不能跟你哭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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