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前三天，谭央忽然打电话给毕庆堂，说是她有嫁妆，叫毕庆堂找人来搬。“不用，我这儿什么都齐全了，就差个新娘子。”“大哥，你让人来搬嘛！”“到底是什么啊？”“家俱，当年表叔给我打的红木家俱。”“家俱都已经有了，摆不下了。”“不，这是表叔给我准备的嫁妆，我嫁人一定要带着！”“那不是他准备把你嫁给别人的时候准备的吗？”……
本来不是多大的事儿，两个人说着说着就争执起来了，毕庆堂说家俱已经不需要了，更何况是谭央准备嫁给别人的家俱，他不想往家里摆。谭央却执意要将表叔为她准备的红木家俱带进自己的新生活。这期间，谭央不见平常的温柔乖巧，毕庆堂不见平常的豁达包容，谁都不肯让一步。后来毕庆堂见软硬兼施谭央还是死活都不肯松口，他气急败坏的指责谭央不懂事，挂断了电话。
吵了一架后，毕庆堂胡乱吃了几口饭，抽根烟，平静了一下情绪，又给谭央挂了电话，接通之后，他一面笑，一面亲热的唤着，“是毕太太吗？”那头也不搭话，毕庆堂将听筒换到另一边，很有耐性的哄着，“小妹，你真小气啊，吵了几句就不理人了，那大哥以后的日子可就苦了，”稍停了半刻，他又说，“小妹，要不这样吧，你看准备婚事这么忙，等咱们结完婚以后，哪天有空了，大哥再叫人去抬那些家俱吧？”
电话那头传来了抽噎的声音，也许谭央哭了很久，嗓子都有些哑了，她用这样的声音说话，听得毕庆堂的心都是一阵抽搐，“大哥，我要结婚了，可是我的父亲母亲都过世了，连表叔都在去年离开了我，你就让我在以后的家里摆上那些家俱吧，最起码，看到它们我就会觉得，还是有亲人疼爱挂念我的，即便，即便他们已经不在这世上了。”
毕庆堂的嘴张了张又合上了，他悄无声息的撂了电话。半个小时后，一辆卡车停在了谭央家的弄堂口，
当天晚上，毕庆堂把谭央接到了自己家，二楼是新房，而一楼的客房和小起居室都已经搬空，摆进了谭央的红木家俱。冯康为表侄女打的家俱的确是好东西，物有所值，摆在毕庆堂这样阔绰豪华的家中，照样一点儿也不逊色。
看见谭央满意的笑，毕庆堂点着烟，淡淡的问，“高兴了？”谭央点了点头，随即又笑着埋怨，“怎么不放在楼上？”毕庆堂使劲的在谭央的脑门上一弹，“得寸进尺！”
一九二八年的九月八日，上海的秋天是浸在桐油里的宣纸画，再浓墨重彩都能被滞住凝住，对比极鲜明的景物也能被调和到一块儿去，人物的活动也都柔和了起来，太阳不刺目，风不刺脸，是温润与摩登妥协的产物。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情境也是最容易被人留在记忆中的，更何况，还是一个十八岁姑娘的婚礼。
因为在上海特殊的地位和势力，毕庆堂的婚礼惊动了京沪两地众多的达官显贵、名流豪商。毕庆堂既是因为爱重谭央，也是出于结交权贵的考虑，婚礼刻意的大操大办起来。婚礼分上下两场，上午是西式的，在圣三一堂由牧师主持，观礼的人黑压压一片，近百辆小汽车排出了几条街去，人声车沸全在悠扬的风琴声中成了渲染喜气的背景。下午是在戈登路大华饭店举行的中式宴席，楼上楼下，放眼望去，红锦缎的桌面上满是珍馐佳肴。
总之，毕庆堂给了她一个奢华世俗却不失浪漫气息的结婚典礼，繁花似锦的婚礼令身为主角的谭央都觉得眼花缭乱，她对自己的婚礼最深刻的记忆却停留在与嫁衣有关的两个细节上。
婚纱是量了尺码从英国运来的，奶白色的花冠婚纱镶着层叠薄透的蕾丝，镶宝石的丝花头箍固定了长达十几米的头纱，婚纱是结婚前一天才拿到的，也没时间演习，如此逶迤的长纱拖在地上，一不小心就会惹来麻烦，一路上，毕庆堂自始至终小心为谭央扯着，尤其转弯的时候，唯恐绊到她，到了教堂一下车，他又叮嘱两个年龄稍大的花童替谭央拉好头纱，说是拉得好了，下周毕叔叔请你们吃起士林。
喜宴上穿的旗袍，面料是有“一寸黄金一寸纱”之称的香云纱，面料娇贵，怕出皱，连坐都不敢坐，摇摇欲坠的高跟鞋更叫谭央苦不堪言，应酬宾客的空隙毕庆堂就把谭央拉到休息室，叫她脱了旗袍和鞋在沙发上好好歇一歇，他自己去外面和人拼酒。
无论怎样的时代，能叫一个女人铭记一生的永远不是婚礼的形式，而是幸福的内涵。她的辛苦和不适他都惦记着，还当成大事去解决。谁不是寻常夫妻？幸福，也是细节上点滴的积攒。
参加婚宴的宾客直到十点多钟才算是散尽，谭央早被毕庆堂打发到休息室歇着了，还拜托方雅和赵绫陪她，赵绫急着回家看孩子，一早就走了。毕庆堂站在大华饭店的门口送宾客们离去后，终于来到了休息室门口，他收拾好疲惫的神色，笑着敲门，“小妹，穿好衣服，我要进去了”。方雅在里面嘻嘻哈哈的说，“假正经什么，你直接进来好了！”毕庆堂不理她，她却走过来打开门将毕庆堂拽进屋里去，嘴里念叨着，“你看你多有眼福啊！来的正是时候。”方雅边说，边晃悠着手里还剩半杯酒的高脚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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