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延钊卒于镇所，这个事情就稍微有些头疼了。
当初郭炜命令慕容延钊带病出征，也是为了保险起见，对于他这种单纯的军史爱好者、前企业家，带兵打了几年仗还是对战争艺术缺乏灵感的人来说，杀鸡用牛刀当然是最稳妥的，因为他对指挥艺术缺乏自信，对制造牛刀却是信心十足。
收取荆、湖这一战，牛刀是造得不错，宿将慕容延钊受命肩舆赴戎事，还有另外两员宿将何继筠、王继勋为辅佐，加上以部分侍卫亲军为核心的武装力量，整个战争过程轻松异常，缺乏艺术美感，缺乏文学悬念，只有强横的暴力美学。
可惜也加重了慕容延钊的生命损耗。
到了战争后期，虽然慕容延钊基本上卸下了指挥重担，回到了襄州养病，而且在夏天的时候似乎还恢复得不错，但是积劳的恶果终于在秋冬之交的时候爆发了出来。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慕容延钊身患重病的消息才传到东京不久，郭炜准备派过去的太医还没有启程，慕容延钊病故的讣告就接踵而至。
因为郭炜要亲祀南郊，权知襄州的太常卿边光范这才刚刚被从襄州召回来，要参与相关的典章仪注讨论呢，这下子襄州一时就没了主官了。好在南平已经内属了，襄州不再是西南边境，主官耽搁一两个月上任也不会有大麻烦。
还是先走完亲祀南郊这个程序吧，之后再趁着大批节度使归朝的机会，一方面补缺，一方面移镇。要做一个有作为、可以上史书的好皇帝，这类麻烦事总是会不断地来，根本就摆脱不了的。
就算是亲祀南郊这么一桩子事，都能被那些大臣们搞出来不少曲折呢。
郭炜之所以要亲祀南郊，自然是为了宣示皇权，在北伐南征的武功背景下，再用这种文教的手段来显示自己的大义名分。
早在八九月间的时候，郭炜就已经吩咐礼部、太常寺和司天监准备冬至日南郊的典仪了，结果有关部门当时就整出来一条争议——显德十年的冬至日是十一月二十九，正是十一月晦前的那一天，皇帝亲郊不应近晦，建议亲祀日改用十六日甲子。
哦，因为要避开月晦的时间，连冬至日的仪式都得改到满月里来做，这不是封建迷信么？好吧……冬至日亲祀南郊其实也是封建迷信活动，这种约定俗成的东西威力还是蛮大的，光是用刀枪可没有办法消灭，既然在整体上都采用了这种礼制，那么细节上显然也不好违反。
再者说了，即使在科学昌明的后世，选日子选时间讲究口彩不也是大行其道么？就连某个举世大典还不是因为莫名的原因，非得选在八月八日的八点零八分？
既然都已经入乡随俗地搞亲祀南郊等一系列活动了，也不在乎再多尊重一点时代风俗，反正大家都知道冬至日确实是在当年的十一月二十九，这就行了，十一月十六日举行的仅仅是一个仪式而已，改变不了冬至日的。
显德十年的十一月十六日，东京城的朱明门外，有司早已作坛如唐之圜丘，设昊天上帝与皇地祇位，以宰相、台丞及学士、尚书为南郊大礼使、礼仪使、卤簿使、仪仗使、桥道顿遞使等职，郭炜亲至南郊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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