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八年的年底，康藏军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活佛都找到了，他们都是在甘孜找到的，据说为了带走这两位活佛还杀了不少的僧人和喇嘛。这两位活佛以及他们身边的僧人总共二十多人已经到达了雅安。朱万化立即指示，第七师派出一个营前往雅安，护送两位活佛和这一批僧人从水路到达宜昌，然后由第九师接手，走陆路护送到开封。有了这两个活佛，西康、西藏、青海、蒙古这一片边远地区就有了稳定的基础。
在藏传佛教中，成年的活佛不少见，比如刚才这两位，但是幼童的活佛特别多。
不少的活佛是幼童，这是藏传佛教的普遍现象。为什么呢？答案就是权力和利益！
在藏传佛教中，他们会为很多教义中的“佛”寻找替身，例如释迦牟尼、如来佛、观世音菩萨等等，活佛就是这些佛的替身，因此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依靠这种办法达到控制信徒的目的。每一个活佛的产生，都是一个地区、一个势力范围集团利益的需要。人总是要死的，活佛也不例外，活佛死后就要继续寻找他的转世灵童。从老活佛死掉，到下一代活佛坐床，需要十五年以上的时间。“坐床”就是开始执行活佛的权利，类似于皇帝亲政。
在这十几年的空挡中，都是其他有名望、有地位的僧侣、喇嘛，打着活佛的旗号，在主持着这个活佛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宗教、政治、军事、经济等等的事务。人对于权力的渴望和眷顾那是人世间最大的诱惑，执掌了十几年大权的人，要把手中的权利交给即将成年，等待“坐床”的活佛，能够顺利交接权利就不太容易了。
幼年的活佛与掌权者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又不是他的儿子，凭什么把权力交给他呢？
对于大权在握的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活佛再次“圆寂”，重新寻找下一位“转世灵童”，这样一来，又是十几年的权利就到手了。
因此，藏传佛教的活佛有很多都长不大，十几岁就会“圆寂”，能够长到成年“坐床”的是幸运者。像现代的活佛都能活到成年，自然死亡，那是拜托了新中国的恩惠，他们的人身安全得到了保护。
这两位活佛到达开封时，已经过了年，到了崇祯九年了。
两位活佛的首要工作就是接受教育，学习新的社会政治理念，原则就是藏传佛教要为大中华的一统天下的稳定做贡献，这符合佛教的教义，也是国家、民众根本利益的要求，还要懂得神权服从于政权。学习是漫长的，时间有的是，朱万化也不着急。有两位活佛在手还急什么？
教育不好怎么办？那就只能杀掉再换一个活佛了，不过历史的经验说明这二位是识时务者，也是众多活佛中比较合适的人选。因为历史上康熙皇帝选择的就是这二位，他们是很配合的。
通过对这两位活佛的了解，也知道了一些新的情况。
目前康藏地区的佛教存在着“黄教”与“白教”争执，这两位活佛是同一派的，都属于黄教，西藏目前的当权者属于白教。朱万化倒是不管什么黄的白的，也没有兴趣区分他们，但是，这是可以利用的，这是收复康藏地区的极好切入点。
马守应的康藏军就可以带上一些黄教派的僧人在军中，这样一来，康藏军除了大明官军的身份，又多了一个黄教护法的身份，打击白教，扶植黄教。打一派拉一派历来是分化瓦解敌人的有效方法，起码在西藏地区找到了拥护支持的力量。原本历史上就是黄胜白，朱万化的这个选择也算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吧！
将来的活佛就是联省衙门扶植的黄教派代表人物。他们将是今后中央政府在藏传佛教地区的代言人。
历史上康熙还是给了活佛行政统治权，设置了代表活佛的四大噶伦作为行政的最高统治者，并且拥有藏军队伍，这也为后来的西藏分离势力留有了余地。朱万化可是不想留这个尾巴，他是按照中原佛教模式改造来康藏佛教的，使他们彻底的脱离“世俗”，让他们专心向佛。
年底，铁路上用于通信联络的电话终于安装到山东的铁路沿线，交换局设在济南。按计划青岛到济宁沿线各个车站的电话都在这个交换局中，运河以西为另一个交换局，设于开封。交换局之间将设长途交换局，跨局交换效率就降低了，但是，人工的交换台管理电话交换的数量有限，只能这么办。
初期，每个车站只是调度室有电话，每个车站三部电话，其中两部是专线电话，分别接通到上下两个车站，另一部是交换转接电话，连线到济南的交换局。
交换机上的指示灯是个难点，因为朱万化始终没有发展电业，当然也不会有照明灯。单独为交换机制作小灯泡是有难度的，因此，朱万化最终选择了指针电表的原理，使其小型化，以便在控制台有限的面积上显示全部线路的占用情况，只要线路中有电压，对应的指针就偏转。
利用这种方法显示线路状态的工作台上，就是成排成列指示窗口，每一个窗口的玻璃后面是一个表针。接线员监视着这一排一排的表针，有偏转的就是有通话要求，或者正在通话。通话的双方通话完毕、挂机，则对应的表针就回归原位了，接线员也就可以拆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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