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九年的大旱灾、蝗灾，波及了北方数省，山西灾情没有达到陕北那种赤地千里的严重程度，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省份了，直隶京畿地区又差一等。
联省对于山西、直隶都采取了一些救助的措施，但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联省的救助办法主要是维持往年的平价向灾区大批的输出粮食，收购他们力所能及的地方特产和手工业制品。这些办法极大的缓解了这两省粮食短缺的情况，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民乱。
联省这种四处救灾的举动也为联省自己带来了问题，户部尚书马士英的一份报告也由执政官洪承畴转到了督军府。报告称，囤积于各省官仓的粮食总数在两千五百万石之间，较正常仓位下降了约三百万石，自从今年秋季以来，由于各处救灾的粮消耗的增加，仓位依然是下降的趋势。如果一直保持这样的粮食消耗趋势，预计一年后，官仓的储备将告罄。这是一个严重的危险信号，联省需要马上采取补救措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报告中，马士英也提出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提高一成粮价，以减缓粮食流出的速度。
朱万化选马士英做户部尚书还是选对了人，他的确有这个能力，并且用心。这份报告极其重要，洪承畴的批示也很认真，显然，他们已经有过小范围的磋商了。
联省官仓的主要部分在台湾，因为最大的粮食来源——南洋输入的粮食都在台南卸货，并就地入仓。粮食仓位的数据是随时浮动变化的，昨天的数据到了今天就不准确了，因此只有平均数字说明问题。马士英给出的仓位概念说明他用心了。
其实朱万化心里也有数，有所估算，他新组建的第五远洋舰队就是解决粮食问题的，这一点马士英未必看得到。
马士英给出的办法更是让朱万化刮目相看，谁说老学究迂腐死板只会“之乎者也”，真学问还是有的，这是经济学里的价格杠杆原理。马士英未必懂得经济学，但是他的“涨价一成”的办法绝对实用。价格升高，粮食输出的速度就减缓，而官仓流入粮食的速度不变，官仓就稳定了。
偌大的国家，粮食是不能吃干用尽的，如果像历史上大明末年那样，官仓基本处于无粮的状态，那就要亡国了！
印度洋的粮食还没有到手，没到手的东西只能是期盼，不能打入正经账目的。所以，朱万化再有信心，也不敢决然驳回马士英的建议，国家的事情不能开玩笑！
于是朱万化批复：建议粮食出仓价格提高半成，以避免过大的波动，避免人心动荡，观察半年，以崇祯十年六月为限，如果仍然不能遏制仓位下降的趋势，可以再次提高粮价。
朱万化十分注意自己说话的分寸，他总是给出建议，把决定权交给联省衙门。
朱万化的意见就是兼顾了百姓的承受能力，同时也盼望着开辟印度洋的粮源。
这个时代的粮价几乎等同于货币的币值，如果调整一成（10%），幅度就太大了，即便是半成（5%）也要放缓调整，否则会引起市场的动荡。粮食涨价是事出有因，两害相权取其轻，是无奈之举。
多年来，由于朱万化的努力，大明的粮价一直保持在一石稻米一两二钱白银到一两三钱白银的价位上。按均价一两二钱五分来计算，涨价之后，就是一两三钱一分。这是联省内各地市场的价格，非联省地区，价格还要提高半成，这是交易运输纳税的结果。
对于灾区赤贫的农民来说，粮食价钱不高，也未必有银子买粮食，家徒四壁，也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换银子的。有人侥幸寻得了卖力气换一口饭吃的机会，也不是人人都这么运气。整个市面萧条，容纳的劳动力就极为有限。大批的饥民还是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官方的和地方士绅行善的赈灾粥棚不能说没有，但是太少，也不能保证每日都能讨到一碗粥。
可是，饥民们只要到了临近的河南就能有活命的机会，做工的机会多，官府、慈善会开设的赈济粥棚有保证。这种事情用不着宣传，很多灾民都一传十十传百的知道了，于是大批的饥民就涌向了临近的河南，河南成了他们逃荒的方向。
山西省的地形就像一个城池，它的四周都是山，西边是黄河，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在中原各省之中，它的地形很独特，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它的省界也没有变化。
山西到河南有两条通道，其一是南部的沁河，二是东南部的漳河，漳河有两条支流从山西流出，北边的是清漳河，南边的是浊漳河。
五年前，就是崇祯四年，国防军曾经进入山西从乱民中招募劳工，那时进入山西走的就是这两条路。当时国防军与阳泉县的关系还不错，双方保持了多年的来往，直到现在，阳泉的商队也不断的来往于安阳地区，与曙光贸易公司交易。
到了今年的大灾荒，两省之间的这两条通道，就成了山西饥民大量流入河南的主要道路。河南为了救助山西来的灾民，在林州、沁阳都设置了专门的接待机构。支上大锅熬粥，建了一大片的窝棚供饥民临时栖身。河南派出不少雇员，专门的管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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