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专注的农民都得至了回报，除了交公粮外，家家都首次有了可以保证全家一年以上用度的粮食，望着那圆鼓鼓的囤包，底下一个大簸箕，上面由篾席一圈圈围起来的家庭粮仓，是人都会喜不自胜。绅粮家的儿女也已经长成，但是，却无法结到亲，儿子娶不到堂客，女儿也嫁不出去，虽然还是被称作孤儿寡母，但也还算有了些劳力，粮食也足以自足，地位的低下让他们一直都抬不起头来，不过，大家也不是那么介意，久而久之就习惯了，没人再对他们评头论足，反而时时有些同情之意表达出来。受至指责最多的反而是那曾经风光无限的“五虎将”，他们种的不管是粮食还是蔬菜，总是令对土地有着浓厚感情的那些老人们无法容忍，翻土全是“猫盖屎”，种子或者苗子下去总要比季节慢半拍，草长得比苗深，收获季节也总是粗枝大叶，粮食撒得到处都是，像是很富足的样子。这几个人最令人不满的是他们经常顺手牵羊，偷人家的包谷、红苕以及各种瓜类，因为大家都有些怕他们，所以只能指桑骂槐，不敢真正给他们难堪，有时，他们也会放出些狠话来，说总有一天，他们会有风光的时候，到那时，非得让某些拿脸给他们看的人好看。他们的家人倒是比较纯朴，成天忙着自己家里的事情，但是，因为没有了男人这根坚强的支柱，孩子也跟着父亲学，不务正业，担子就全落到了堂客们的肩上，他们相较其它堂客来说，忙了里又忙外，*劳的程度要大得多。不过，他们也有些办法，每次获得上面的补助，他们总会以各种的理由得到一些，他们倒是喜滋滋朝家里抱获得的物品，其他的人就在背地里骂，有胳膊有腿的人却吃了本该给老弱病残者的粮食，这一定会遭报应。
这几年的年成了非常好，风调雨顺是最简单的概括，事实上，哪怕你只是开荒得来的一小块田地，不管种上什么，它们都会像疯了一样，拼命地朝上长。月有阴晴圆缺，天有常行之道，几千几万年来，人能够繁衍至今，那就说明了天道并不杀人，而是在成就人，只要不受到人为的干扰，自然就能养活众多的人类。几十年后，社会上普遍将后来的灾祸归之于老天，其实，像我这样的过来人才能告诉你，人祸远大于天灾，精英之祸更能起到灭绝人性，扰乱天理的作用。
无为而治的理念是我们老祖宗在两三千年前就提出来，在后面的时间里，经过了历史的证明，就算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你一样可以见到，精英们无为时，社会复苏之快，是任何读书人所无法预料的。但是，无为而治要能实现，却又是那样的难，治只是结果，它只对百姓有利，对精英们来说，那只是无奈之中的附生物，如果“无为”，精英们的地位如何体现？精英们以什么来打倒对手，树立权威？如何来证明没有精英们的英明指导社会何来进步？精英们如何才能在百姓的置疑声中占据要职？因而无为而治那只是一种理想，永远都不可能长期实践，它只可能是精英们某个时期不得不采用的策略，对于他们来说，无为是相对的，有为才是绝对的。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它不是某个人的行为，而是几千年来凡是智商超群、胸怀高远者所必须接受的熏染，对于他们来说，有为真，无为假，我为真，他为假，上为真，下为假，取为真，舍为假，假为真，真为假……最终实现真假难辨，假的真，真的假，假事做真，比真还真，真民做假，比假还假，那就有幸成为一世枭雄。
越是正常，越是顺利的日子，真的就像白驹过隙一般，越是苦难，越是想要快快过去的日子，越是难以逾越，五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的最后一个孩子也出生了。我无法带给这个家庭太多的惊喜，但也却能让这个复杂得有些怪的家庭能够安稳，两个大人，六个孩子，地里面分之九十的活都由我承担着，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可能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能力极限，但对于我来说，一切都还好，只要不受干扰，再干上几年，把所有的孩子养大，让他们都能自立门户，那也不是什么奢望。
现在，农协被撤消了，正在筹备成立小组与大队，余志恒已经毫无悬念地成了大队的第一任书记，大队的名字叫做红星，取其对红色革命的向往之情。余正林也转业回来，很轻易地当上了大队长，而曹伯生虽然资格老，对大队有着很多的贡献，但因为没有参加革命的经历，更没有能加放组织之中，所以只能当大队的生产主任，负责管理与指导大队各生产队的生产。花朝门由合作社变成了生产队，农民全部成了社员，所有的土地与财产公有，生产队长先是曹仁德，但后来有人到大队多次吵闹，说有这样的队长那还不复辟，原来，曹仁德因为堂客的自作聪明，成份成了富农，自然就没有当生产队长的资格，最后就由杨广富夫代了他。杨广富是“五虎将”之一，对农业生产相对来说最为熟悉，他的父亲曾是当地很有名的农业好手，也有些祖传。杨广富好酒，爱骂人，但做起事来也不是那么离谱，能调得动人，虽然大家并不觉得是最好的人选，但也没有很强烈的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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