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敞轻叹了口气：“其实郑庄公最后也没留下什么好名声，大帅效仿郑庄公，怕是最后得不偿失。”
李景点点头：“是啊！战乱一起，不管结局如何，最终苦的都是老百姓。所以我很不愿意这么去做。”
“大帅，就没有别的办法么？”文青说道。
李景笑了笑：“敬之，你原先在翰林苑，我刚进京那会儿，你对我同样有很多看法吧？”
文青闻言一怔，沉吟了一会儿，轻轻点了点头。
李景笑着接道：“我没有别的意思，你不用往心里去，我拿你举例只是想说，读书人大多对我是有看法的。
而南京反对我的这些人呢，在读书人的心目中很有些号召力，我也不瞒你俩，在南京搞小动作的有阮大钺，马士英，甚至张溥都有参与。以张溥的号召力，你们可以想见在南京有多少人反对我吧？”
（阮大钺是东林党出身，后来跟东林党决裂投到魏忠贤门下成为阉党成员，张溥是复社领袖，复社跟东林党一脉相承，按说张溥跟阮大钺应该不对付才是，偏偏两人私交甚笃，由此可见张溥的人品低劣。）
张同敞和文青同时点了点头。
张溥的名字在读书人当中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张溥这个人才学是有的，但是因为他是复社领袖，经常宣扬那套不切实际，并且是维护江南士大夫利益的政治主张，李景本就对士大夫阶级不感冒，且不喜文人结党，加上不耻他跟阮大钺这样的人交往，因此没有重用他，只是让他任个闲职。
本来李景把复社那些人调至京城，让他们编撰《崇祯字典》，是希望这些人有个正经的事情做，能够收敛一些，却不想他们到了京城以后，居然在京城也搞起了诗社会馆。
李景倒是不怕他们抨击朝政，要是说的在理，李景听了还会欣然接受，可是这帮人代表的是士大夫利益，跟李景推行的政令完全是瘸子屁股两拧。
可以说，李景对复社的大多数成员已经彻底失望，李景已经不打算任用这些人出仕，等《崇祯字典》编撰完成，再让他们修订《永乐大典》，总之，就让这帮人这辈子都耗在著书上面。
但是复社的成员实在太多，已经有官职的就有数百人，有功名尚未出仕的，全国各地加一起得有好几千人，李景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调进京城，一是养不起，再一个这么多读书人涌进京城，要是不能妥善安排，那就是一个天大的麻烦。李景只能把那些比较有名气并且比较活跃，有组织能力的人调进京城。
复社组织当中，以江南的成员最多，而南京则是江南这些复社成员的主要聚集地。陈大虎任南直隶布政使的时候，根本不尿这些读书人，而且陈大虎行事粗暴，动辄抓人，对这些人震慑力极强，这帮人也不敢说对李景不利的言论。
但是陈大虎走后，浙江布政使王象晋调任江苏，王象晋是科举出身，对复社这帮读书人自不会像陈大虎那般粗暴，于是复社那帮人再次冒头。
虽然复社的主要骨干被李景调进京城，但是剩下的人当中也不乏有组织能力的，毕竟矬子里面总能拔出大个儿，这些人时不时的把成员组织在一起搞个聚会什么的，搞得久了新的组织者就又开始出现了。
而这时不得志的张溥时不时的再给这些人写个诗，作个文啥的，复社这帮家伙更来了劲头儿，蹦跶地越发欢了，基本上江南的舆论阵地都被这帮人掌握了。
但是单凭这帮读书人想靠口舌之利就想推翻李景还差得远，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帮人也就嘴皮子厉害，真要让他们干点什么，他们还没那个胆量，而且这帮人根本没有真正的组织能力。
但是有组织能力的人还是有的，阮大钺和马士英这些或不得志或被罢免的官员适时出现了。
阮大钺：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石巢，怀宁（今安徽安庆）人，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进士。阮大钺是高攀龙的弟子，同乡左光斗是东林党的领袖人物，也是阮大铖倚以自重的朋友。
阮大钺在打倒方从哲引入的非东林阁老史继偕等人的斗争中立下头功，因此成为东林党骨干，在东林点将录中绰号“没遮拦”。
天启四年春，吏部给事中出缺，左光斗通知阮大铖进京递补，但是这时高攀龙、赵南星和杨涟等人与左光斗发生内讧，准备任用高攀龙的另一名弟子，东林闯将魏大中。
经过一番内部交易，等阮大铖到了北京时，赵南星一伙人让他补工部给事中。
要知道吏部乃是六部之首，工部排在最后，于是本来按资历应该递补吏部给事中的阮大铖愤怒了。
此时魏忠贤出现了，阮大铖当即投靠了魏忠贤，最后得偿心愿。
但是阮大铖的官没做多久，便迫于东林党的压力弃官回家，从此阮大钺与东林党决裂。魏忠贤当权时，他被召至京城，任太常寺少卿。
阮大钺深知自己是东林党出身，现在成了阉党，估计是两面难讨好，因此行事十分小心。一段时间后便回归乡里，打算观望形势。
崇祯当政后，铲除阉党，阮大钺上书指出东林党和阉党都是“党附宦官”，应该一起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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