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太后道，
“真是奇了，倭国大名派使节去欧罗巴作甚么呢？”
朱翊镠回道，
“听说那大友宗麟也是景教教徒，除了觐见国王，还要拜见教皇呢。”
“据说他们是万历十年从倭国出海，去岁才从欧罗巴归国，臣去广东的时候，这一行人就正好停留在濠镜。”
李太后奇道，
“既然这支倭国使团是大名专门派去欧罗巴觐见景教教皇的，那拜见完毕后，理应立刻返回倭国复命才是，为何会停留在濠镜呢？”
朱翊镠道，
“因为倭国在打内战嘛，他们从倭国出发的时候，大友宗麟还好好的，结果等到回来的时候，大友宗麟就去世了，九州也被丰臣秀吉占领了。”
“丰臣秀吉占领九州后，就开始迫害景教教徒，所以他们得到消息后，就留在濠镜不敢回倭国。”
朱翊钧的心顿时跳了起来。
他是了解日本天正遣欧少年使节团的完整经历的。
这支日本使团由耶稣会传教士范礼安率领，在万历十年时从长崎出发，于该年三月九日离开日本。
经澳门、新嘉坡、马六甲、锡兰、高晋，于万历十一年抵达印度果阿，觐见佛郎机国印度总督玛斯加兰，并受其盛情款待。
范礼安原想亲自率领这支使团前往罗马觐见教宗额我略十三世。
但是当他到达果阿后，发现罗马任命他兼任印度耶稣会高官。
因此范礼安只好留在东方，命令另一个传教士麦基达代替他率领使节团前往欧洲。
万历十二年时，使团到达了佛郎机，并受到了佛郎机国王腓力二世的热情款待。
万历十三年时，他们去了佛罗伦萨，并参加了当地望族美第奇家族的舞会。
同年，他们又去了罗马，拜见了罗马教宗额我略十三世，使团一行因此获得了罗马市民权。
尔后他们还参加了额我略十三世的继任者西斯都五世的戴冠仪式，并先后访问了威尼斯、维罗纳、米兰等欧洲城市。
在游遍欧洲之后，这支使团在万历十四年从里斯本出发，踏上归国之路。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们从海上归国之时，九州大名大友宗麟的军队因为岛津氏的崛起而节节败退，只得向畿内霸主丰臣秀吉求援。
丰臣秀吉因而发出了九州征伐令，尔后在亲自领兵降伏岛津氏之后，将岛津氏分配去了萨摩和大隅两国，并有意封与大友宗麟日向的领地。
但大友宗麟因年老体衰而回绝了丰臣秀吉的好意，并于万历十五年六月在丰后国津久见病逝。
大友宗麟一死，其在九州建立的“天主教王国”的美梦也继以破碎，他死后不到一个月，丰臣秀吉立刻在日本下达了“伴天连追放令”。
此项命令以欧洲人拐卖日本人为奴为由，严厉禁止外国传教士在日本活动。
并且将传教行为与海上贸易严格区分了开来，同时对日本国内信仰天主教的大名进行了限制，要求他们立刻放弃天主教信仰。
而过去去九州长崎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多愿与大友宗麟合作。
这不单是因为他曾一度支配了九州六国，而是由于大友宗麟已受天主教洗礼，提出了十九条政治纲要，同意依靠九州的良港地位，与佛郎机和中国的商船进行海贸往来。
大友宗麟一死，日本国内的天主教传教事业顿时饱受打击。
因此在万历十五年年底，范礼安和日本使团经海路到达澳门，听到丰臣秀吉已经开始迫害日本天主教会的消息，为了慎重起见，不敢马上回日本。
历史上的范礼安和日本使团在澳门停留了有两年之久，直到万历十八年夏，才由澳门重抵日本长崎。
但是由于丰臣秀吉不甚宽容的宗教政策，在万历十九年春，范礼安和日本使团受到丰臣秀吉的接见时，日本国内反对天主教会的人坚决地认为范礼安的使节团是假冒的，并说范礼安根本没有离开过日本，丰臣秀吉于是命令范礼安立刻返国。
从此天主教在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
“此事却是新奇。”
朱翊钧故作镇定地开口道，
“朕倒想见一见这位带领倭国使团游历欧罗巴的传教士。”
“倭国使团滞留我中国，朕本就应派鸿胪寺、主客司或四夷馆前去接待，如此方不失我天朝大国之威严。”
朱翊钧的想法是这样的，派鸿胪寺、主客司或四夷馆去澳门，就是把接见传教士提升到了外交的高度。
一旦涉及了外交，无论是李太后还是广东地方官员，都不好随意插手阻扰。
何况万历十六年的丰臣秀吉还在为了完全统一日本而四处奔忙，就算是想以此为借口提前伐明，客观条件也不成熟。
再者，历史上的大友宗麟之死的确是此后日本日渐闭关锁国的原因之一，但真正隔断日本与西方往来的罪魁祸首却是后来的德川幕府。
丰臣秀吉对天主教徒的更进一步的大肆迫害实际开始于万历二十四年的圣菲利浦号事件之后，而在万历十六年的眼下，日本与外界的贸易往来实则并未受到严格限制。
如果丰臣秀吉要伐明，那他肯定也需要一定的财政积累。
所以丰臣秀吉需要日本长崎，他不是德川幕府，会趁着明朝虚弱之时颁布“锁国令”，禁止日本船只出海贸易，以此切断中国白银流入的最大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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