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四，太子少保、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戎政高务实如约来到前军都督府，会晤一众勋贵。
虽然一直都说“五军都督府”，但仅以衙门而论，其“五军”是分开的，从北到南排列于承天门和大明门之间的主街西侧。
如今的总督京营戎政(以前叫总理京营戎政，赵贞吉在阁时期改了)由武臣勋贵担任，不过这位武臣勋贵既不是成国公朱应桢，也不是英国公张元功，同样不是定国公徐文璧，而是一位老臣：彰武伯杨炳。
彰武伯这个爵位并不属于靖难系，但也不是开国系，而是英宗复辟之后册封的。这一系伯爵地位并不显赫，在神京勋贵之中的话语权也不大。然而可笑的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总督京营戎政的大印才落到了他的头上——甚至他都已经干了十几年了。
究其原因，大抵有两点：其一，没有什么话语权的勋贵做这个总督京营戎政，比较不容易遭到猜忌；其二，京营戎政即便在勋贵集团内部，都已经被看做是无药可救的了，所以越是地位高的勋贵，越不想沾这个倒霉差事的边。
但今天的会晤却让高务实发现，或许还应该加上第三点：总督京营戎政的勋贵本身没有什么话语权，那么作为协理京营戎政的兵部左侍郎在京营之中的地位就异常突出了——反正高务实一进前军都督府的白虎节堂，就发现所有在京营有挂着职务的勋贵全部都到了，而且一见自己进门就纷纷起身，主动行礼。
按制，功臣勋贵在大明不同于宗室之有品级，这些勋贵们个个都属于“超品”，正经来讲是不应该对一个兵部侍郎主动行礼的，即便这位侍郎有太子少保的加衔也没有用——太子少保本身也就正二品，还是在品的职务，怎么可能跟超品的勋贵比地位崇高？
然而这只是个理论，实际上嘉隆万时期的兵部堂上官(尚书及侍郎)在任何武臣、武将面前都是爷，除了御马监直辖的净军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戎务是兵部不能插手干预的。
说“干预”或许都太轻描淡写了，实际上应该说除了净军之外的几乎任何军务，都归兵部管理，勋贵基本上只要挂名就好。
如果非要说还有什么特例，那就是军户的户籍，这玩意被太祖定死了，五军都督府里世袭的勋贵都督们各管一批，兵部直到现在还插手不了。
不过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兵部这么多年以来“协理京营戎政”都没协理出个模样，京营到底有多少兵都搞不清楚。
高务实今日不同以往，是以实际上的上官身份来开会的，因此面色十分严肃，以至于一直与他交好的朱应桢和张元功都不敢放肆，放弃了笑眯眯上前招呼的打算，而是老老实实跟在彰武伯杨炳的身后上前参见。
高务实面色淡然，稍稍一揖便算是回了礼，然后直接道：“诸位都到齐了吧？那好，到齐了就开会议事了。”
众人也没料到高务实连开场白都这么直截了当，互相目视一番，一齐请高务实上座。
按照高务实以往的风格，这时候肯定要谦逊一番，但这次却不然，他竟二话不说直接便去做了主座。彰武伯杨炳朝周围的诸位顶级勋贵们——主要就是三国公——看了一眼。
朱应桢和张元功面带笑容，但没有丝毫反应，也就是没有指示。年纪最长的定国公徐文璧可能心软一些，朝他微微点头。
杨炳松了口气，亦步亦趋地跟在高务实身后上前，坐在了次席之上。三位国公则按照一贯的规矩，以年龄来分席位，所以徐文璧居首，朱应桢次之，张元功再次之。此后的侯爵、伯爵们也都按历来的规矩各找位置坐下。
“有劳列位久候。”高务实果然风格独特，会议的开场白就这么一句话，然后直接进入正题了：“本宫保初任兵部之职便是协理京营戎政，此国之大事也，不可不察，但京营戎政这些年反反复复，到现在仍是一团乱麻。
不瞒诸位，本宫保在兵部花了半个月时间，调阅了无数案档，到最后竟然连如今的京营到底有多少堪战之兵都查不出个实数来，真是咄咄怪事！”
这番话说出来，自三大国公以降，所有勋贵都下意识低下了头。
当然，他们倒不是怕高务实追责，毕竟这破事又不是从他们开始才出现的。追责的话，那得追到哪一辈祖宗去？
低头，只是默认确有此事，同时避免被枪打出头鸟——顶级勋贵当然不会死在这种事上，但大家也没必要惹怒高务实，最后被皇帝下旨严饬不是？
当然了，被皇帝下旨严饬还不是最严重的，毕竟皇帝顶多会免了他们在五军都督府的职务，每年少一点俸禄罢了，没什么大不了。
但得罪高务实就很严重了，上次清查天下田亩的风潮之中，由于皇帝带头将一大批皇庄折价卖给了皇庄佃户(佃户找京华钱庄贷款筹资)，最后勋贵们也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跟进了一些，然后参与到北洋海贸同盟里去。
这一去不得了，勋贵们很快发现搞海贸比种田划算多了，往日靠着军户种田生钱，买一亩地平均下来要三十年才能回本，但搞海贸就快了至少十倍——目前还没有哪一家是三年没有回本的，事实上大多在两年就收回了投资，以后几乎都是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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