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记者史蒂芬亲身体验了在关塔那摩的“待遇”。
“我被戴上眼罩推进囚室,立刻失去了方向,好像得上了幽闭恐怖症。由于戴上厚厚的手套的双手还被手铐夹得紧紧的。即使摸索着前进都很困难。
起初,那可耻的制服只是稍稍有些令人不舒服,该死的手铐和头上那些装置简直令人愤怒,接着。我被它们弄得麻木了,后来,我就开始感到绝望般地痛苦———眼睛开始不自觉地流泪,汗珠在眉毛上打转,我的四肢已经死亡。所以只好蜷缩着蹲在地上。
我竭力去呼吸,但是除了脸上的面具那令人作呕的气味什么也闻不到。庞大的耳套剥夺了我的听觉,所以我根本不去呻吟了,有什么用处?沉重的脚镣让我寸步难行。当被踩了脚的时候也只能忍受,这样的境遇里呆30分钟就好像半个世纪那么难熬。
最后当我被解除镣铐。脱去囚服,从黑囚室里放出来的时候。外边的光亮几乎把我的眼睛刺瞎。好几分钟,我都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
2003年6月16日,《纽约时报》对曾被关押的关塔那摩“战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采访,听他们讲述战俘营里的绝望故事。
30岁的塔利班战士苏勒曼?沙阿是坎大哈人,他在获释前曾在关塔那摩战俘营被关押了整整14个月。当他跟记者谈起这14个月的感受时心有余悸地说:“那是一种对命运捉摸不定的恐惧,因为有人说,这是美国人为服150年监禁而修的监狱!”
和苏勒曼一样,已经获释的关塔那摩战俘们没有一个控诉他们曾经遭到过**的虐待,但比**虐待更可怕的是精神上的折磨。在他们刚刚被送达关塔那摩的头几个月时间里,他们人人都被圈在只有3米x2米的小“鸽子笼”里,四周还围绕着铁丝网。这些“鸽子笼”被分成区,每个区内关押10人或者2鸽子笼”有木顶。
苏勒曼说:“我们就在那么小的空间里吃、喝、拉、撒、祈祷。每个人有两条毯子、一个祈祷用的垫子,睡觉和吃饭都在地上。每个星期,战俘们只有一次外出机会,那就是洗一分钟的澡!大约过了四个半月,我们开始不干了,大家都一起绝食,经过这番争取,他们才把我们的洗澡时间延长到5分钟,每周还可以锻炼一次。说锻炼其实就是一个星期有10分钟的时间,在一个约有30英尺长的大笼子里踱踱步。”
另一名叫萨阿?穆罕默德的战俘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不让我们说话,不让我们站着或者在牢房里走动。所以刚开始真的无法忍受。最可怕的是,每天下午,我们的牢房没有任何的阴凉,太阳直接晒进来。几个月后,我们被关押到新修的牢房里,终于有了自来水和床。现在的情况会好一些,比如说一个星期可以有两次,每次15分钟沿着牢房走的放风,并且可以洗一个澡。另外,每天用扩音器放五次的祈祷。”
20岁的萨阿?穆罕默德是2001年11月在阿富汗北部地区被俘虏的,随后便送交美军。然后被飞机运到关塔那摩。这位获释的巴基斯坦年轻人说:“我一直想自杀,我自杀过四次,因为我实在无法忍受那里的生活。尽管我们的宗教反对自杀,可那里的生活实在太难了。所以许多人都试图自杀。他们把我当成犯人来看,可我却是清白无辜的。”
监狱里那些囚犯的一切也都有一个系统的报告的,简直就是太折磨人了,面罩和风镜牢固地限制头部的运动,极低的可见度杜绝了可能对看守的任何袭击,透气性极差,让犯人几乎窒息。耳套的作用就是让人几乎听不见任何声音,这样囚犯就无法交谈不可能互换信息。也摸不清方向,当然也不可能反抗看守的命令。视觉方面戴上风镜后,看不到其他囚犯在哪,也不可能找到逃跑的出口。犯人间眼神的交流也不可能,长时间戴将毁坏视力。
面罩也很强,戴上它,犯人认不出谁是谁,无法交换意见。这样的幽闭会毁坏呼吸系统。坚硬的连体制服让行动很困难,没有口袋,拉链,腰带。任何武器都藏不到身上。犯人可能因过热时常精疲力竭。.
手铐把双手被紧紧锁在一起,不可能用写和画来传达袭击信号。时间一长,手腕上会出现一道道血印伤口。
能源集团的那个情报员就被关押在所谓的第五区。这倒不是这个家伙多么的愿意配合他们,他就是太不配合他们,老美几乎把监狱里能用的方法都用了,就好像那个英国记者体验的一样,他仅仅是度过了三十分钟而已,而这位代号夜莺的情报员已经从里面呆了数个月了,而且是每天都有五个小时以上的全不接触时间,开始的时候他也是难受,但是后来这就好像是家常便饭一样了,就好像今天看守把他押回普通牢房把那些“装备”都驱除之后,这个家伙说了一句“好像你们那个眼罩有问题了,我能看的见东西了。”这句话直接就让几个看守无语了,立刻就准备回去给这个家伙弄一个加厚的来,绝对要让这个家伙知道这里面的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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