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用一幅银丝手帕轻轻擦了一下自己额上的细汗，正了正脸色，向齐王朱厚炜缓缓说道：“爷爷，孙儿今日微服出宫前来，一来是为了给爷爷贺寿，二来也是为了宗族势力与地方官勾结，残民害民的案件越来越多。孙儿想找爷爷寻求良策，实乃为我大明社稷的长治久安而来。还望爷爷倾心授孙儿以奇谋大略……”
“钧儿，你这个问题可真是难住老夫了。”朱厚炜一拍额头，露出无奈的苦笑。无它，因为这就是一个在他看来根本无解的问题。说白了，包括皇家在内其实也是最大的宗族势力。想了想，朱厚炜还是就这个问题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分析说：中国是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而这漫长的封建统治，实际上是靠种种宗法关系在维系着的，宗法制是封建社会的基础。而宗法制又以宗族制为核心。在封建制度下，统治者以政权控制社会政治，以族权控制社会基础。从古至今，宗族是仅次于社会行政组织的社会集团，它作为封建国家的细胞和社会基础，对维护封建秩序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各个朝代的统治者历来十分重视宗族制，使宗族成为地方的组织力量，发挥着控制地方的社会功能。可以说，一部中国封建统治史，就是一部宗法制度发展的历史。换一句话说，包括皇家在内，都是这种宗法制度的受益者，想要完全消除宗法社会的影响，这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这些年暴露出来的案件，大多数是以村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也难怪，自然村落中的亲族聚居现象是中国农村许多地区居处形式的突出特征，为农村宗族活动的发生提供了土壤。因为在这些聚族而居的村落，特别是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的偏僻地区，国家法律难以顾及；那里的人们习惯了按祖宗遗法为人处世，事无巨细均由族长仲裁处理；家族成员关系密切，稍有风吹草动，就能结成强大的宗族组织以对抗外部压力。总而言之，宗族正是以这种父系血缘关系的宗族群体聚族而居逐步发展起来的。宗族势力蔓延的地区与华夏历史上强宗豪族的地域分布呈正相关。
自弘治十八年以后的大明农村，虽然商品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但毕竟时间较短，发展水平有限。许多地区的商品交换和人员流动与城镇相比仍难望其项背，自然村落依然是大明帝国农村地区的主要居住模式，也是农村社区行政区划的基础。这种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基础的宗族环境当然就成了宗族势力活跃的温床。
目前，大凡宗族聚居较突出的村落，宗族活动亦较频繁，宗族势力也较强大。比如江南的徽商，福建的闽商、还有山西的晋商等等，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以宗族为团体的商业集团，虽然他们还没有干出特别出格的行为，但是垄断经营时常是这些宗族不正当竞争的一种方式。
这还算好一点的，最令人头痛的就是那些比较偏远地区的宗族，比如这次四川宜宾的姚家，那就根本是依靠宗族势力不择手段，买通官员，乔取豪夺。已经成了社会的黑恶势力。大明的工业化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些宗族利用庞大的家族势力聚敛财富，对社会的危害性愈发的大。换一句话说，如今大明最大的敌人，不在外面，而是在内部。
这是穿越者朱厚炜也没有预料到的新课题。而且在他看来，这根本就是个无解的难题。试想一下，朱元璋建立起来的大明帝国，本身就是一家一姓之天下。根子上实际大明帝国是君主立宪制。他朱厚炜总不能革自己的命吧！这种恶习，即使是到了后世21世纪，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依然不能完全杜绝这种现象，你让他如何做？毕竟这些人都是大明的子民啊！
中国农村行政力量的薄弱由来已久，在西方文明中，家族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它在中国却生生不息。这一方面与文化的特质有关；另一方面又与中国特殊家国关系有关。首先中国一直就是个宗法国家。从西周开始，家族的等级序列就和国家政治统治的行政序列合二为一。宗主就是国君，家即国，国即家。家族制度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经历了一个不同于世界大部分国家家族制度的历程。长期以来，”家“与“国”不但没有紧张对立，而且“家”居于政治之上，”家”、“国”不分，和谐融洽。
更现实的原因是，农民在精神心理和生产生活中，对宗族的依赖和需求则是造成这些年来农村宗族势力抬头的两个直接的主观原因。在传统的宗族文化、宗族意识和宗族情感中，蕴含着中国农民的“本位性”的需求。即对于“类”的认同感、归属感的需求，在这里对同类的认同即是对同族的认同和归属。
这种认同和归属是宗族在长期的祭祀、拜祖活动中，推崇和神话血缘关系，提倡宗族意志的结果。在个体看来，宗族是自身的根，是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祖训、族规等宗族的制度规范高于个体意识，是自己必须无条件服从、不可抗拒的“共同意识”。在精神心理上，个体自觉地以宗族为归属，希望祖先保佑，恩赐幸福，同时积极靠拢族人，投身宗族活动，以求得精神、心理上的安全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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