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讲述有理有据让何克全、张闻天也不得不佩服那个让他们想起来就不舒服的年轻人的确是个战争奇才，具有点石成金的神奇能力，一盘散沙、奄奄一息的抗联起死回生，扩大到五万余人，内部意见不统一、党政分歧巨大的新四军焕发出革命军队的战斗精神。
董必武、李涛负责的九战区民力动员部把我党大批干部、战地服务团队员安排在国统区中心的湖南、湖北、江西各县开展后方整顿工作，编练保安团、组建县乡政权。
连遥远的广东、福建也恢复了党的组织，刘少奇、陶铸、廖承志等人组成华南局领导当地对敌斗争，以第七战区主力部队为骨干建立起受我党领导的多支民众自卫队。
佩服是佩服、担心还是担心，正准备提出不同意见却听朱德继续说道：“我对第七战区部队的变化惊奇之余研究了陈海松的带兵之道，发现他们新兵训练都集中在后方安全区域，要求很严格。通过作战部队的出击缴获大量重兵器配发新部队，在物质上保证作战胜利。
在交战对象的选择上尽量不和敌重兵集团进行阵地战、消耗战，总是通过包围敌人物资基地围点打援、在运动中伏击劣势疲敝的孤立之敌，每战必胜，积累胜利的信心。
其次就是干部任用不看资历只重能力，像粟裕、彭雪枫、张爱萍这些年轻同志都走上了军级领导岗位，经常组织战法研讨、互相学习。不适应新式整军训练、作战指挥简单莽撞的师、团级干部有三分之一被送回抗大分校学习、有些直接转到地方部队。
在第七战区作战计划由参谋部统一制定，各部协同作战统一行动，在一定区域里形成绝对优势兵力和优势火力，让交战区域内的敌人顾此失彼、首尾难顾，被我军轻松击破，缴获弹药粮草装具被服药品为我所用，是典型的以战养战、以胜促胜。
呆在这样的部队里不愁吃不愁穿、没有战败的危险、倍受当地群众的拥护和喜爱，民族荣誉感、军人自豪感得到充分满足，进一步促进了部队的训练热情和战斗激情，形成良性循环，造就了军队的凝聚力和顽强作风。
因此我感觉部队坚强与否在于指挥员的态度、部队战斗力的强弱在于指挥员的水平，陈海松自张掖扭转乾坤走进我们的视野，越来越成为我党我军不可缺少的可以独当一面、创造奇迹的党政全才，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事业就飞速发展，平型关、晋绥、平津、东北、华中、华南可谓是打开了一个又一个革命新局面。”
张闻天默默点了下头承认这些事实，建议说：“海松同志是一个有能力的军事干部、拓展根据地、大量歼灭鬼子是他的长项，但在部队管理、根据地政策制定、跟国民党当局交往中奉行机会主义路线，政策中缺乏原则性，给人以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不良印象。
我个人觉得有必要给他配一个精通革命理论、坚持原则的政委，纠正他的偏差。”
毛泽东哈哈笑着说：“洛甫同志没跟他接触过，不知道他是怎样一个文武全才。我敢说包括苏联回来的同志没有一个比他更精通革命理论，没有人比他更有原则。只是他的理论、他的原则和大家熟知的苏联的革命理论、原则有很多不同之处，大家从感情上还无法接受。
不过这正是他善于思考、勇于实践、勤于总结的可贵之处，我们总说我们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怎么奋斗？是抱着共产主义的本本照本宣科、指手画脚，还是沉下心来，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规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制定出有利于革命事业发展的各种政策？
我们看不惯他的很多政策，可这些政策在现实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常说如果我们革命是为事业的发展就得不断调整政策、不断更新革命的理论，如果仅仅为了满足共产国际的需要、为了让苏联党和政府满意，那就死抱着那些理论墨守陈规，事业也难以发展。
我想中国共产党追求的应该是中国革命的发展，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从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参照苏联的经验带领中国人民发展工业、发展经济、发展军事、发展教育、发展民主，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打败侵略者，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这就需要我们党的高级干部逐步转变观念，围绕着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来思考现实问题，调整政策适应形势的发展。洛甫、克全同志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需要创新需要发展，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需要理论的指导，更需要总结归纳群众的创造，使之理论化、规范化。
八月份我去了东北、绥远、河西，考察了那里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很受鼓舞和启发，党的事业是千千万万革命者、劳动者托举起来的伟大事业，离不开人民的创造，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力量和智慧。总结第一线的创造，拉近党和群众的联系，用切合实际、具体有针对性的政策来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做法。
闭门造车难免脱离实际，政策的偏差来自于对现实的误判，如果站在不同立场上带着成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今天共产党悄然兴起的变化无疑会不满、愤怒，换一个角度、换一个立场则有另一种感受。我们肩负着引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历史重任，必须站稳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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