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华封是在感叹,杨锐只感觉他可能是在要钱,狐疑而小心的道:“工部是不是资金又不够了?”
杨锐只把徐华封问的一愣,其实他是觉得科研如登山,光努力是没用的,虽然杨锐提供了不少有用的神秘资料,但那只是方向,真正想实践成功研究出制造工艺还是要靠运气。←这是他身为一个工部尚书、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想法,但杨锐的问话却又让他感觉,给工业和实验室提供资源的总理也是极为不易。对没钱的百姓没什么,对有钱的士绅来说,税务局就像强盗一般横夺民财,什么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遗产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消费税、城建税……,林林总总近二十种,不管是国外有的,还是国外没有的,都开始在国内征收,弄得士绅们常常高呼:‘复兴会万税!杨竟成万税!大中华国万税!’
好在这些税收的主要征收对象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基本不涉及佃户,也少有涉及到自耕农,加上军队、警察、税警、农兵四者在手,开国后一千多起暴力抗税皆被镇压,过五千人被税务法庭审判,一千多人被枪决,这才把士绅抗税的风潮给压下去!在某一次新闻布会,杨锐就此曾对中外记者转引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在大中华国,只有死亡和纳税不可避免!谁拒绝纳税,那谁就是整个国家的敌人!
总理如此说,洋记者可以理解。但因为某种原因,他们却在英文报纸说什么‘本届内阁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收税。没有之一’。洋人一鼓捣,那些身着洋装的西化分子、心怀叵测的宗社党、卖国以求救国的孙汶党就开瞎起哄。特别这些人将开国之后税赋翻倍增长之事拿出来蛊惑人心,弄得舆论哗然,国会因此也质询内阁,但税务局一份准备好的中日两国税赋对比报告扔了出去,狠狠的给了这些人一耳光。
按照中日两国政府的公开数据,神武元年日本税赋总额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三点四,并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这几十年,日本税赋比例都在百分之二十至四十之间,最低者也就是神武前九年(19o3)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四;而中华税赋总额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一点五。不及日本最低额的一半,平均额的三分之一。
国税局报告如此说,又让躲在租界的宗社党欣喜万分,新朝每年六亿多两税赋还说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一点五,那‘我大清’收三亿多两岂不是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可还没等遗老们高兴多久,另一份报告又反手再给他们一记耳光,那就是满清时虽然最高只有三亿多两的税收,但正所谓‘明税轻、暗税重、苛捐杂税无底洞’,在满清咸丰之后。百姓实际的税赋已经达到或者过百分之十,雍正之后也过百分之五,只把康熙永不加赋的脸皮剥的一干二净。
因为租界的存在,宣传战线的斗争是丰富多样的。也因为士绅的抗税和走私的泛滥,这两年国税局每天都有税警殉国,死的人不必打仗少多少。徐华封想到这些事情。忽然感觉杨锐这个总理也难,他拉着杨锐的肩头道:“难啊!都难啊!”
“我们只是难。但再难也没有百姓苦!”徐华封想着大家都难,但坐在总理位置上的杨锐却知道百姓的境况到底如何:住窝棚的、一家只有一件体面衣裳。裤子要轮着穿的、春夏之交吃野菜的、喜宴上只见木鱼不见真鱼的、因为怕养不活女孩溺死、男孩卖掉的……百姓真是太穷了。要从这些人手里收税,国税局的税务员很多上班一日就辞职,有些会员更直接给杨锐上书,说百姓太苦,去收税实在于心不忍。杨锐无奈之下只有写了一份公开信,告诫诸人如果不收税,那一定还有有马关之耻、辛丑之痛,到时候赔款就不是两亿、四亿五了,而是要赔十亿甚至是二十亿。
“华封先生,百姓扣牙缝的钱都被我们拿来建国有企业,要是往后那个王八蛋要搞什么国企私有化,或是中饱私囊,我杨竟成第一个毙了他!”杨锐想着后世种种,牙齿不由咬的咯咯直响,杀气腾腾。平心而论,他是一个愤青,而之所以愤,便是因为见不得不平之事,革命种种虽然让他心性扭曲,但希期望万事公平还是他的本性。
徐华封和杨锐的对话旁人大多没有听见,但这句‘我杨竟成第一个毙了他’因为说的响亮,其他诸人闻声都是吓了一跳,总理身着文官官袍,虽然高大但却和蔼,可千万别忘了,他可是杀人造反开国的,杀心不减。
其他人心都是悬的,徐华封却没有感觉,他道:“那要是像以前轮船招商局那般怎么办”
“喏,”杨锐瞥向动机厂总办姜立夫,“培养职业经理人,给这些人股票。西洋有些公司也不是股东亲自管理,把公司交给专业的人管,也能展壮大。他们创造的那一部分利润,切一片给他们,那这些人就有积极性了;再有就是国企里采取聘用制,真要是铁饭碗端到死,那就分不清是养老院还是商业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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