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厂的参观结束,赵秉钧以地主的身份请杨锐等人赴宴,按照公务员守则即便是赴宴也只是标准餐,但云南叛乱,作为非复兴会体系、且又在第2军兵锋之下的直隶,杨锐感觉还是要卖给赵秉钧一个面子,要不然京畿诸人过年都过不放心,对稳定不利。
从船厂到直隶总督衙门有五十多公里,诸人先是横渡海河然后再从塘沽火车站上车前往天津,趁着这几个小时,难得见到杨锐的陈石英连忙请教生产效率问题,他道:“总理,我想请教,管理杂志上有的文章称,说福特公司因采用流水线,其生产效率比一般的汽车公司高八倍,那我国工厂的生产效率是否能与其持平?”
越来越不想高谈阔论的杨锐见陈石英问的是专业问题,同时对他人本身也较为满意,于是开口反问道:“你知道在福特t型车出来之前,每生产一辆汽车的工时是多少?零件标准化后的t型车装配工时又是多少,而从神武二年福特采用流水线生产后后,工时又变成了多少?”
“这……”陈石英毕竟是研究造船的,要是问造船每粗吨的平均工时他肯定能脱口而出,但要问到汽车,他就完全是门外汉了,幸好杨锐自问自答了。
“据估计,在福特生产a型车的手工单件生产时代,需要八百个左右的工时才能装配好一辆汽车;而在福特设计出t型车,却未采用流水线时,总工时忽然降为两百一十六;而在神武三年其采用流水线后,总工时再降低到一百二十七个小时……[注1]”
“那就是说……”杨锐说了大概就没有往下铺开了,不过陈石英却明白他的意思,“流水线生产并不是生产效率提高的关键。真正对效率提高最大的还是可互换的标准化零件。”
他这么说,杨锐稍微笑了笑然后点头。不想他又追问道:“下官再请教总理,如果以我们的生产方式去生产福特汽车。生产时间大概能做到多少个工时?”
“最少一半!”杨锐记得以前看过的一份日、美、欧汽车公司生产效率对比,即将在美的日本汽车公司和美国通用汽车某间工厂。以及欧洲汽车公司的生产效率做过横行对比,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二战后学习美国大规模生产制的欧洲汽车公司效率最低,总装线工时为三十六个,美国通用汽车因日本汽车公司的竞争,总装线工时为三十一个,而日本在美汽车公司的总装线时间最短,只有十六个。[注2]
这是七十多年后的生产效率对比。而现在只是处于原始大批量生产的福特,没有mrp、没有质量控制、没有其他更好的管理技术,即便排除单纯的技术进步因素,想来六十年后的欧洲汽车公司,效率也要比福特高不少吧,这么算,中国如果造福特车,节省的工时必定不止一半。
杨锐想着或许中国造t型车能比福特节省三分之二工时时,旁边的陈石英听到能节省一半的工时,忍不住惊喜道:“那我国岂不是可以造汽车了?”
陈石英声音说的太响。以致正在和赵秉钧交谈的徐华封也渡步过来,他责怪道:“你喊这么响干什么?”说完又道,“我们造车。美国人一定提高关税,说不定优势变劣势。”
陈石英自觉喊的太响,被上官一说便退了下去,而徐华封后面那句话是对杨锐说的,造船造车造飞机都是徐华封的最爱,可问题是战争结束后,船厂和飞机厂都要大减产,所以他对造车异常重视。
“其实可以试一试。”杨锐明白他的心思,自己也有造车的心思。有远超美国人的生产管理技术。何不在号称工业中的工业,汽车上大显身手呢。
“可快速换模的研究并未完全好。”在杨锐的教导下。徐华封明白正如泰勒制标准化零件的关键技术因数是高速钢(唯有高速钢才可加工过淬硬钢而不造成零件的质量缺陷,这是实现零件标准化的前提)一样。准时生产方式的技术关键是快速换模。
汽车的冲压件很多,福特使用专用冲床做到了零件通用化和低成本,但这种昂贵冲床只能生产一种零件,一旦零件做出哪怕是细微的改变,冲床便只能报废。而准时生产方式,需要的是通用或可兼容工装,通过模具的更换来生产多样化零件,而要想提高生产效率,那就必须快速、并且是由工人而不是工程师进行换模。柴油机厂一直在研究这个技术难题,虽有进展,但远未做到快速。
“未必要等全部研究妥当才开始,很多问题只能在实践中解决。”杨锐道。“并且,我们的优势不在于减少多少工时,而是有质量比福特好上十数倍,并有丰富多样的车型。面对车海战术,美国人抵挡不住的。至于关税,美国能卖多少是多少,真要是因此而起了贸易纠纷,那也算美国人落了口实给我们。不管怎么说,以比福特公司还低的成本推出比通用公司还多的车型,这是美国海关加百分之百的关税也无能为力的。”
“那我们和谁一起干?要不要拉着洛克菲勒公司?日本人如果要来怎么办?”听闻真的要实行造车计划,徐华封很是慎重起来。他知道拖拉机厂的模式,那便是让洛克菲勒参股,以求通化厂变身成美资公司,并可借用他在全世界的关系和资源,对此洛克菲勒是极为乐意,因为在全世界推行柴油机是洛克菲勒乐意看到的,炼油厂总不能只卖汽油和煤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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