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琼这两天头疼，江西的情况越来越多的传到浙江来。
福建的浙闽总督还一直要求他在惩治商人走私一案上取得进展。
可江西抓几个贪官就行，福建正在忙着剿山匪。他们哪一个也没有浙江的难度大啊。
弘治十七年，朝廷是在这里掀起了贪腐案，可那是为首的几个官员的事，而且朝廷派了大军，这才稳住了事态。
但今年的情况则不同，所谓打击走私，其实就是打击士绅，打击士绅就需要有力量，但这个‘力量’本身就是士绅。
相反像王琼、王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算做是‘流官’，无非就是贪些银子，朝廷抓他们是好抓的。
但是动士绅这个根基则很困难。
十一月初二，大约是听说了锦衣卫要来江西的消息，
杭州忽然开始有士子聚集，他们在街头高谈阔论，扬言朝中有奸佞，所有心怀天下的读书人都要与此做坚决的斗争。
他们在城中畅通无阻，想要到哪里就到哪里，你说官府去抓吗？
人家自个儿家里就找得到官府的亲戚。
都指挥使谭闻义在浙江也颇受掣肘，因为名义上归他领导的卫所指挥使本身，其实就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占据大片土地，雇佣佃户，和各商人之间的关系也说不清楚。
甚至有些人自己就参与进海贸那些事情里。
几个著名的士绅之家其触角也很深，因为他们在朝中有人，地方上的人也喜欢和他们扯上关系。
平时互不侵犯，你是官，我是民。
真的有利益冲突的时候，那就是你归你，我归我。
朝廷在浙江，也就是几个流官而已。
说起来，钱塘李氏还出过成化甲辰科的状元，其人名为李旻，还曾经见过朱厚照。弘治十七年，他母亲去世，所以丁忧去职，回到家里给母亲守孝。
按照时间来算，大概明年年末，大致也就可以返朝任职了，只要经人推荐得当就行。
虽说当初他在东宫的时候不受赏识，但是搞个没那么大的职位，还是问题不大的。
你看浙江，王华是状元、谢迁是状元，再加上这个李旻，这可都是成化年间的状元，成化一共才几科呀？
所以浙江、南直隶历来文盛。
状元之外的进士、举人、秀才，合起来上万人都是有的。
而文人清高，不为权贵折腰，所看重的还是文名，也就是我不认你的官位，我认你的学术水平。
再加上钱塘李氏本身就是大族。
许多人自发的想团聚在李旻周围也就可以理解了。
李旻不管心里乐不乐意，这个活儿他也只能接了。高帽子都戴上去了，如果摘下来，明天他就名誉扫地，士林中人人皆以为耻，
这个打击，文人接受不了。
命可以丢，名不能丢。
这是文人们总是挂在嘴边上的话，因为他们也没遇见过几次要丢命的情况。等到真到了那个关口，也可以说一句‘水太凉了，不能下’嘛。
士子们聚集起来，人多嘴杂的，有时候所做出的很多行为就不是理性行为，说乌合之众都是夸奖，基本上就是一群情绪宣泄体。
但王琼对此毫无办法，如果他真的派几个兵，把人抓起来，那就是捅了天大的窟窿，巡抚衙门都能被人冲了，到那个时候，浙江就彻底乱了。
当然，该给京师的奏疏，他还是及时递了上去的。
“……中丞该去找找彭济物才好。”
王琼负着手，在正厅里走来走去。彭济物也就是彭泽，浙江的按察使，他这个人也是那种典型的书生，说话时老是要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的那种。
“找他有什么用？”王琼觉得梅可甲的这个办法不好，“彭济物是和那些人一样的榆木脑袋，叫他们凑一起，说不准混成一团，还相互鼓劲了呢。”
“可在下觉得是个办法，总归要试一试。”梅可甲垂着眉头，他有一丝隐忧，“就如今杭州城里这副景象，若是先帝可能还会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可陛下是连听都懒得听的。”
王琼叹了一口气，他本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改成了反问句：“你真的如此确定？”
“嗯。”梅可甲点点头，“陛下心志坚决。越是反抗，就越是要压迫。这是肯定的。哪怕不是开海这么重要的事。就是一件小事情，如果士子聚集、说些狂妄之语，闹上一闹就想改变帝王意志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陛下会想如果闹一次成功，那么闹第二次呢？如果浙江闹成功，那么其他省份呢？”
梅可甲是不想见到这么多人牵涉进大案之中。
他在浙江的名头也不好。
浙江真的出那么多命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把这笔账算到他的头上。毕竟皇帝一般人不敢说什么，那就会挑皇帝身边的人。
即使这些都不提，他也还是希望开海的事情在浙江能够简单、顺利一些。
不要弄得天子震怒。
那样谁也受不了。
王琼仔细想想，“那本官便试试。”
其实这件事对王琼也很有好处，
如果彭泽没有被这帮人同化，那么可以帮忙安抚士子。
如果被同化，那彭泽的表现太差，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让皇帝忽略他这个浙江巡抚兼布政使办事不力。
毕竟身旁有个按察使跟着捣乱，总不能都怪我吧？
这样，王琼就启程去找一趟彭泽。
而在杭州城内，随着锦衣卫离得越发近，这些人的情绪也就越发的高昂，他们想着就是要把这个劲头调动起来，让朝廷、皇帝听到他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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